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实践早于概念的提出。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总体布局”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但总布局实践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国家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走自己的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了以“四个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最初布局。这一布局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经济建设的布局，是为了实现工业化而进行必要的物质财富的积累。这一时期的总布局内容之所以较多地侧重于经济建设，也是与我们当时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的认识有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排除了“左”右倾错误的干扰，果断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在经济建设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一系列道德滑坡和败坏社会风气的不良现象，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而且从长远来看更是危及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缺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面前，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有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同时还必须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实行“两手抓”，这其实就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二位一体”总布局的雏形。

后来，党的十二大吸收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在大会报告中正式提出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并且在十二大报告的第四部分阐述了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显然，十二大报告除了继续坚持要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布局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了民主政治在发展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也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布局的一种新思考。直到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布局”的概念，而且在具体的工作部署和规划中还将总布局的内容从“二位一体”扩展为“三位一体”。自此之后，我们在工作实践中一直都是按照“三位一体”的格局来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战略规划和安排的。

历史叙述到这里，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在我们党的文件中首次出现“总体布局”的概念之前，我们虽然已经有了总布局的实践，但没有所谓“一位一体”、“二位一体”、“三位一体”的提法。虽然我们党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总体布局”概念，同时也明确了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但也并没有出现“三位一体”的提法。不过此后，我们一直是在实践中坚持推进和落实“三位一体”总布局的，党和国家的各种重大会议和文件也基本都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进行战略部署和规划。

自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总体布局”的概念后，近20年的时间里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再也没有出现“总体布局”这一明确的概念，但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一直都是有着总布局的。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正式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内容中指出我们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主体内容应该包括富强、民主、文明，这里的富强、民主、文明正对应着“三位一体”总布局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此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也一直都强调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只有经济、政治、文化都发展了，社会主义才能全面进步与整体发展。此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我国建设和改革的战略部署也基本都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来进行布局的。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没有“总体布局”的提法，但实际上我们党关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安排一直都是遵循“三位一体”总布局的思路来进行战略设计和部署的。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讲话中明确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在这里，胡锦涛代表党中央首次将之前提出的“总体布局”的概念正式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之更加具体和明确。此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里，“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的概念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概念同时第一次出现的。在此之前，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是没有“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的提法的。当然，“三位一体”与“四位一体”作为一种概念虽然是同时出现的，但作为一种实践或事实，“三位一体”要早于“四位一体”，甚至要早于“总体布局”概念的提出。最终在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概念。也就是说，不管是“总体布局”还是“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作为一种实践和事实总是先于概念的提出，而概念总是随着实践和人们认识的发展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这种发展或是之前实践经验和认识积累的总结，或是原有概念内容的深化和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的相关概念都有着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要想认识和把握总布局思想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些概念的涵义。

“布局”的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是人们的常用词之一，其内涵也基本是不言自明。如《辞海》对“布局”的解释是：①对事物的规划安排，特指文章或绘画的结构层次；②围棋术语，指一局棋的开始阶段，双方抢占要点，布置阵地，准备进入中盘；③象棋术语，亦称“开局”  。《现代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为：①本指下棋时从全局观点出发进行布子，引申指对事物的规划安排；②棋类术语。指一局棋开始后双方布置子力、准备搏杀的阶段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①（动）围棋象棋竞赛中指一局棋开始阶段布置棋子；②（动）对事物的结构、格局进行全面安排；③（名）分布的格局。

虽然关于“布局”概念涵义的具体解释略有不同，但基本内容还是一致的，不管是作为棋类术语，还是引申涵义，都是指在做一件事或完成某项任务时，对有关目标达成的各种要素进行全面规划安排，注重其整体性、协同性和配合性，使其联结成为一个层次清晰、关系紧密、比例合理的结构整体，力求能最有效的达成既定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布局是以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做出的一种系统安排，它谋求的是最终目标的达成，而非眼前的得失，是为以后行动的开展奠定基础。因此，有时为实现最后胜利而作出的布局，在开始阶段并不显得有优势，甚至还会以退为进。不同的布局会带来不同的后续步骤，对局势优劣的演变和目标的达成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释义上来说，“总体”也即全部或整体的意思，强调的是特定对象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总布局简单说就是全面的布局，是对事物的各组成要素及其要素的关联方式的变动过程进行整体规划和安排，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总布局所指向的对象必须是有机整体，是对系统整体中相互关联的各个要素所形成的整体结构的规划安排；二是总布局中的布局必须是着眼全过程的布局，要在实践的进程中，根据要素的变化和关联方式的改变不断对布局方式做出调整，以最大可能达成布局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从全局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部的组成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作出的宏观的战略部署与规划。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作为一种顶层设计和宏观战略规划与安排，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最大的布局，是一项开放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布局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对其内部各组成要素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或格局的规划与安排，在一定时期内是平衡与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又在实践中根据各组成要素及其关联方式的变化而不断进行结构调适，亦即结构的优化达到功能的最优，因此，它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动态构成。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着眼点是“总体”，落脚点在“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最大意义在于其实践性，体现在“布局”上。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明确在实践中，工作应该如何开展，实际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步骤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而决不能仅仅停留于任务的提出和目标的设定，而不付诸实践。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明确和认清其全面性、整体性只是一个开始，更重要在于通过顶层设计，做好谋划和布局这个实践环节，这样才能更接近于目标的实现。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总任务”的实践路径就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只有有了这个总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是完整的，“中国梦”的实现才有了可靠的实践保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

列宁说过，“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情况，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习和掌握系统思维等科学的思维方法。当前，我们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工作实践中，更应从全局出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视作一个系统整体，坚持以系统思维为指导进行统筹安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子系统构成的一个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总布局的整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在这一总布局中，五大建设是总布局的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也是总布局的五个子系统，相互之间互为条件，协调发展，缺一不可，不能偏废。一方面，五大建设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一个有机整体，是实现“中国梦”这个战略棋盘的“五着”，只有“五着”整体推进，协调发展，才能满盘皆活，否则很有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另一方面，五大建设中的任何一个“建设”也是一个整体，如在经济建设中，就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分配制度的改革、市场体系的健全，三大产业的全面发展，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问题等等，忽视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经济整体的发展水平。

2．总布局的结构性

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就或多或少地开展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但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由于统合它们的关联方式和组织结构改变了，就使得“五位一体”总布局具备了新的功能与目标。这表明，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系统的结构变化了，系统的功能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五位一体”总布局结构体系中，每一“位”都有其特定的地位与作用：经济建设是中心，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纽带，生态文明建设是条件。这五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紧密关联，环环相扣，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结构整体，只有协调发展，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个系统整体才能结构完整，有效运转，全面发展，整体提高。另外，“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一个多层次结构体系。首先，“五位一体”总布局作为一个系统是隶属于上一级系统的，这个母系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其次，“五位一体”总布局作为一个系统本身又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子系统构成的；再次，这五个子系统每一个都又都包含着多个次一级系统，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和关联方式各不相同；最后，这些更小的次一级系统又由一些基本要素通过一定的结构方式组织起来，这样从要素到整体就存在着层层递进的隶属关系。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每一个子系统的特点与规律，还要善于发现由不同层次的子系统所构成的整体的特征与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整体的发展。

3．总布局的关联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领域各环节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五位一体”总布局也是由五大建设相互融通、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方面建设的缺位都会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变得不平衡，出现短板，最终会出现“木桶效应”，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五大建设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它不仅决定着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还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建设，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动力，人类的生存也会面临着危机；政治建设是保证，能为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保障和政治方向；文化建设是灵魂，能为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价值引导；社会建设是基础，能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生态建设是条件，不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必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而且还能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自然资源。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必须协调推进五大建设，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尤其是当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领域、各层次、各环节的关联性日渐紧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着重点主要不是看其中某一领域、某一环节或某一举措的好坏，更重要的是看其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项举措之间的关联性与协同性、整体性，只有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科学合理的结构与布局，才能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获得优化的系统功能。

4．总布局的动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伴随着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开启了经济建设的布局，但改革开放后，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化领域却出现了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提了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都要硬。后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这就实际上就是“三位一体”总布局的萌芽。此后，我们在遵循“三位一体”总布局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而先后将其纳入总布局，最终在党的十八大上正式确立了“五位一体”总布局，这标志着总布局的成熟完善。需要指出的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并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随着实践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内容也必然会与时俱进。

5．总布局的开放性

“五位一体”总布局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系统，必然要在保持向外界开放的情况下与外界互通有无，从中学习和吸收对自己有益的积极因素，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它的这种开放性主要从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方面是系统内部的相对开放。总布局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是相对独立的，任何一个子系统相对其他子系统来说，都属于其外部环境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必然会与其他系统产生联系和交流。因此，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任何一个方面的建设都与其他方面的建设相关联，受其他建设的影响，并根据这种影响大小再进行自我调适。另一方面是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开放。系统总是嵌套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的，只有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交换，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五位一体”总布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战略规划与安排，而国际社会则构成了总布局的外部环境，是与总布局相对应的另外一个系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奋斗中，主动地向外部世界保持高度的开放性，不断汲取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和地区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学习和借鉴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这种对外开放中，中国已不再仅仅是被外部世界被动地塑造，而且开始了塑造世界，改变世界格局的进程。

总之，从整个总布局发展的脉络来看，总布局的形成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于这项无比艰巨的历史任务的内容、要求及其实现路径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是不断顺应世情、国情、民情、党情发展阶段性要求的结果。

（二）从系统角度看，追求整体涌现性是总布局发展的总目标

简单来说，系统整体具有而它的要素或组分及其总和却不具有的特征，称为系统的整体涌现性，这种整体涌现性只有诸多要素或组分按照某种结构方式整合为系统时才会呈现出来，一经分解为独立的部分便不复存在。整体涌现性固然有定量的内涵，但它首先是指系统的定性特征，系统整体具有而要素或组分之和没有的新质，即新的定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作为一个系统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总布局作为一个系统，其要素或组分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每一个要素或组分也都是一个子系统，如果单就每一个子系统而言，其发展的目标是各不相同的，但如果把它们通过一定的结构方式构建为总布局这个大系统时，其子系统目标就同大系统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了，即都要指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换句话说，这五个组分或子系统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总目标，并围绕着这一总目标而展开。

系统科学第一次证实了整体涌现性的存在，并指出组分是系统整体涌现性的基础，没有了组分，系统也就不复存在了，更不用谈整体涌现性了。但有了组分，仅仅把组分简单聚集起来不会产生整体涌现性，只有组分通过一定的结构方式，相互作用才能产生化学反应，出现整体涌现性。

既然系统是由组分构成的，那么系统的整体涌现性归根结底来自它的组分，这是系统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不可动摇。给定了组分，就给定了系统可能具有的整体特性的范围，决定了它只可能是什么，不可能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有五个异质的组分，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这些多元异质的组分以一定的结构整合在一起就有新的特性涌现出来，即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果一旦还原（分解）到某一个要素，五位一体的新的特性就看不出来了，就不能从总布局的高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

因此，从系统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实际上是从结构与功能关系优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部署和规划的。根据现代系统科学原理，系统总是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而且随着系统自身的发展，其内部要素会不断增加，结构也会变得日渐复杂。但系统的稳定和有效程度与其内部要素的多少和结构的复杂程度并不一定成正比，因为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仅仅取决于构成系统的各要素，更受制于由各要素依据一定的关联方式和作用机制所形成的结构。一般来说，系统优化的途径之一就是结构优化，只有在结构合理有序的前提下，系统才趋于稳定与高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与之前相比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社会发展也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从过度注重经济的重点突破和单兵突进转向更加注重全面发展，而与之相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内容也从“四个现代化”发展到现在的“五位一体”，愈加全面与进步。而且“五位一体”也并非总布局的终点，它的要素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可以预见，未来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它的内容还会不断丰富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要关注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总布局内部还会增加哪些新的要素以外，更应关注总布局各构成要素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制约与相互支撑的作用机制，以合理优化总布局本身的结构，发挥其最大效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

（三）从系统角度出发，理解和把握总布局的关键是要用“一体”统领“五位”

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随着系统复杂性不断增加，系统不断产生新结构，系统也会生成一定的层级。一个子系统除了维持自身之外，还需要服务于更大或者说更高的系统，而更大更高的系统会调节并强化各个子系统的运作。上下层级之间如果能保持和谐，那么系统就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适应力和比较有效率的结构，反之，系统就会出现紊乱。“将系统不同层次拆分开，我们可以分别对其组成部分（例如细胞或器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增加对系统的了解”，“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各个子系统之间的重要联系，正是它们将各个子系统联系在一起，形成更高的层级，并可能在最高的层级上，生成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行为” 。而“当某个子系统的目标而非整个系统的目标占了上风，并牺牲整个系统的运作成本去实现某个子系统的目标，我们将这种行为的结果称为‘次优化’” 。系统的次优化是系统发展病态与畸形的状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而言，从“一个中心”到“两手抓”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及“五位一体”的发展，正是系统新结构新关系产生的过程，但是一个基本的层级关系并没有变化，那就是以“位”来存在的各个子系统都需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更高层级目标。虽然在不同的阶段，某一个子系统的地位相对重要和特殊，但都不能成为系统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否则就会出现“次优化”现象，使系统发展出现偏向，导致系统低层级之间结构的失衡，上一层级失去对下一层级的调控作用，最终影响系统的发展。因此，以系统的视野来对待总布局必然逻辑地得出要以“一体”来统领“五位”，也就是说总布局中的五个子系统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它们共同服务于一个目标或者说要达成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用“一体”统领“五位”不仅能够避免“次优化”现象出现，保证系统最高目标的实现，而且还能够促进“五位”得到更好的发展。“五位”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系统的发展，也离不开系统统筹后产生的上一级系统对下一层级的调控作用，平衡各个子系统的发展。对于政治建设而言，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的引导，我们的政治建设就失去了指针，就会迷失方向，政治建设的各项建设就会不知不觉地偏离方向而不自知。对于经济建设而言也是一样，如果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我们的市场经济就存在偏离社会主义的危险，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从而陷入马克思早已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再次丧失。就文化建设而言，如果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向，文化发展就会失去主心骨，马克思主义就会被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任意切割，并可能丧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社会建设领域，如果失去社会主义方向，社会服务的对象就可能会由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导致整个社会服务系统的腐败。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如果失去社会主义方向，就无从找到生态恶化的真正根源，也无从动员生态文明建设中最具影响力的群体，从而只会使生态文明建设停留在浮表，甚至重新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进一步异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见离开了总目标的引导和调校作用，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本身也会失去方向，从而影响它们的长远发展。

至此，我们应该明确的一点是：在总布局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关注还有什么战略领域没有关注，而是要关注整体，关注系统，也就是将对组分“位”的探索，转移到如何使组分真正“一体”，也就是将五大建设看做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系统。这也就要求我们用系统的思维、系统的视野去关注总布局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平面化地分析五大建设各自在总布局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