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与富弼：破裂的翁婿情

一、晏殊

1.诚实的神童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文港乡（今江西进贤县文港镇）人。

晏殊七岁能写文章。宋真宗景德初年（1004），江南地区发生旱灾，后来的“贤相”张知白受宋真宗之命“安抚”江南，发现了晏殊，正好第二年是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的年份，张知白向朝廷推荐，让晏殊参加与科考一并举行的“神童试”。

宋真宗同意了张知白的举荐，并特意让晏殊与1000多名通过了“会试”的举子一起参加殿试。在殿堂之上、众多举子和皇帝面前，晏殊毫无怯意、神色不变，提笔成章，很快写好了答卷。两天后，考试诗、赋、论等3种题目，晏殊奏报宋真宗：“臣曾经写过同一题目的赋，请改试别的题目。”宋真宗对晏殊不欺瞒自己很满意，让晏殊改写别的题目。文章写成，宋真宗几次称赞写得好，特批晏殊“同进士出身”，录取他为进士。

中进士后，朝廷任命晏殊为从八品的“秘书省正字”，实际在国家藏书馆“秘阁”读书。宋真宗还指示著名文人陈彭年，暗中观察晏殊在秘阁与哪些人交好，知道晏殊读书、交友情况后，每每称许晏殊。

这一年，晏殊14岁。

2.正直的青年官员

年轻的晏殊，在仕途以严整谨慎持身，成为一名行事缜密、诚实正直的青年官员。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九月，皇子赵祯被立为太子，宋真宗为太子选用辅佐官员，特意提出任命晏殊为类似太子秘书的“太子舍人”。宰相问为什么，宋真宗说：近来朕听说馆阁中一些官员闲暇时间没有不参加宴饮游乐的，唯独晏殊和几个弟弟闭门读书。这样严谨厚重的人，就应该在东宫辅佐太子啊！

晏殊接到任命之后，进宫谢恩，宋真宗当面说起越级提拔晏殊的原因，勉励晏殊继续老实做人，踏实为官。晏殊却下跪回奏：“臣不是不喜欢到外面游玩、饮宴，只是家里穷，没有游玩、饮乐的工具。臣若有钱，也一定会去。”宋真宗听后，看了晏殊很久，心中更是高兴：晏殊诚实，实在难得！

不久，晏殊被提拔为皇帝的文字秘书“知制诰”，实任“掌刊辑经籍”的机构“集贤院”的长官“判集贤院”，过了很长时间，改任翰林学士，升任太子府官员“左庶子”。期间，宋真宗读书遇到疑难问题，经常用小纸片写下，命人交给晏殊，让晏殊解答，而晏殊将自己的答案细细写下，报给宋真宗时，每次都将宋真宗的纸片原样封好，一起送回，以免泄密。

天禧三年十一月，宋真宗得了“风疾”，身体非常不好。四年二月，宋真宗向大宦官周怀政提出由太子“监国”，自己退居二线。周怀政将消息透露给宰相寇准，寇准向宋真宗建议，副宰相丁谓、枢密使钱惟演是“小人”，不能担当辅佐太子的重任，太子监国，要先撤掉二人。宋真宗表示同意。但此时丁谓、钱惟演与皇后刘娥结成了小团体，得知太子即将监国，丁谓、钱惟演将被撤职，刘娥找到宋真宗，说寇准如此安排，是要将宋真宗、太子当成傀儡，自己掌握朝政。宋真宗听后，反倒决定罢免寇准宰相之职。宋朝制度，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的文字秘书有两个系统，一是翰林学士，称为“内制”，二是以其他官职担任“知制诰”，称为“外制”，起草罢免宰相的诏书，只有“内制”才有资格。当晚翰林学士已经下班回家，只有晏殊作为“外制”知制诰的身份值班，宋真宗命令晏殊起草。但当晏殊知道是起草罢相的诏书后，拒绝受命：“臣是外制，不敢越职。”宋真宗点点头，下令传召翰林学士入宫。晏殊又说：“臣怕泄露消息，请今晚留宿学士院。”

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去世，年仅13岁的太子赵祯继位，是为宋仁宗，宋真宗皇后刘刘娥称“太后”摄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想独占与太后议政的机会，独揽大权，朝臣议论纷纷，束手无策。晏殊提出，太后可“垂帘听政”，与宋仁宗一起理政，得到朝臣的支持。为此，晏殊先后被升迁为高级谏官“右谏议大夫”兼皇帝的老师“侍读学士”、礼部侍郎、知审官院等，直至受任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副长官“枢密副使”，成为“宰执”即执政大臣之一。这年晏殊32岁。

3.蜕变的高官

然而，经过了无数的宦海风波、多年的富贵浸润，不知不觉之中，晏殊，却完全不再是当年的刚正青年，在他的心中，差不多就只剩下了富贵。

晏殊14岁被宋真宗“钦点”为进士，从此走上仕途的光明大道，32岁任枢密副使，成为朝廷“宰执”，52岁官至首相，一生富贵。这样的生活环境与经历，养成了他高雅的情趣，使他的词作雍容华贵、词藻华丽，有闲雅的意趣和高致的思绪，无不充满了富贵气。

如《浣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

浣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

晏殊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阑干影入凉波。

一赛好风生翠幕，几回琉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

此词描写景物重神情，不重锦绣字面的堆砌，而在色泽与气氛上的渲染，能把环境写得博大高华，充满富贵气象；所表达的思想既不是伤春女子的幽愁，又不是羁旅思乡游子的离愁，而是富贵者叹息时光易逝、盛筵不再、美景难留的淡淡富贵闲愁。

又如《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两首词中的“富贵气象”，与之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晏殊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

晏殊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而晏殊本人，对自己词作的这种“富贵气象”，也颇为自得。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晏殊喜欢评诗，曾说：“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不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这才是善言富贵之句。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载：晏殊虽起身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曾在读李庆孙《富贵曲》后说：“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是叫花子相，未曾熟悉什么是富贵的话。所以晏殊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如“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之类。晏殊还曾向人吟出此句，问人说：“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以上诗句，分别出自晏殊诗句和《寓意》诗：

句·其三四

晏殊

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

寓意

晏殊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

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

同为宋初重要的婉约派词人，自称“奉圣旨填词”的柳永官场蹭蹬，更因为向宋仁宗献“颂圣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却因词中“太液波翻”等语不合宋仁宗心意，“吏部不敢改官”，柳永“不能堪”，到“政府”即宰相的办公地点“政事堂”谒见晏殊，希望晏殊对自己施以援手。

然而，二人见面，晏殊只是问道：“贤俊作曲子么？”

贤俊，才德出众的人，晏殊如此称号柳永，不免让人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感。

柳永回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

相公，是宋朝人对宰相的日常称谓。

谁知，晏殊却讥讽道：“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我虽然作曲子，却从不曾写“针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句子。

“针线慵拈伴伊坐”，取自柳永的词《定风波·自春来》：

定风波·自春来

柳永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晏殊的话，明显透出两种意思：第一，我不喜欢你的词；第二，我更看不起写这种词的人！

“柳遂退。”柳永不再说话，默默地走出了政事堂。

而晏殊与弟子欧阳修的分手，更能说明晏殊多年浸润于官场富贵，在做人做事上发生的蜕变。

天圣八年（1030）二月，欧阳修参加科举考试中的“省试”，主考官正是时任刑部尚书兼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的晏殊。晏殊认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专取记诵，非取士之意也”，主张“并试策问，参其所习，以较才识短长”。“策问”，是一种对答形式的考试文体，内容以经义、政事为主。晏殊作为主管，在本科“策问”中出的题目是《司空掌舆地之图赋》。司空是古代官名，西周始置，位次三公，与司马、司寇、司士、司徒并称“五官”，最初的职责是“掌水利、营建之事”，《后汉书·百官志》“司空”条注：“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 殿最，意为最优与最差。

当时的科考制度，参加“省试”的举子，对考题有疑惑，可以向主考官请教出题的想法。这年举子入场，有很多举子向晏殊请教，但都所说都不合晏殊之意。最后，一名眼睛近视、身形瘦弱的少年独自来到晏殊的座室前，隔着帘子请教：“'赋’的题目，出自《周礼·司空》，但汉代郑康成注解说：'如今之司空，掌管国家地图；周代的司空，不止掌管舆地图。’按照郑康成的说法，'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则题目所说是汉代司空。不知在写文章的时候是写周代的司空还是汉的司空？”元献约略答道：“今日一场之中，只有贤生你一人识得题意，题目所说，正是汉代司空。”

晏殊出此题的想法，正是想让参考的举子理解这一题意。这位少年举子能这样问，当即赢得了晏殊的内心肯定，而这位举子，正是欧阳公也。“省试”考完，晏殊得中第一名，是为“省元”。

虽然欧阳修在后来的“殿试”中未能得中状元，只以第十四名的成绩位列二甲（一甲为前三名，即俗语中的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及第”，从此，即对晏殊以门生自称，“执弟子礼”。

然而，晏殊和欧阳修的师生情谊，却没能保持几年。

欧阳修进士及第后，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留守司”“掌推勾狱讼之事”的官员“推官”。在洛阳任职期间，欧阳修与著名文士钱惟演、梅尧臣、谢绛、尹洙、尹源兄弟等人结为文章挚友，倡导改革 “浮蘼艳薄”文风，一时卓有影响，“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成为当时天下第一文人。

在洛阳任职一段时间后，欧阳修被召入朝堂，任“馆阁职事”之一、掌校勘书籍的“馆阁校勘”。

明道二年（1033），时任高级谏官“右司谏”的范仲淹因为谏阻宋仁宗废黜皇后，被赶出朝堂，贬任睦州（治建德县，今浙江建德东北五十里梅城镇）知州，朝中许多官员向宋仁宗进言，不应贬斥范仲淹，只有国家最高监察机构之一“谏院”长官“知谏院”高若讷认为应该。欧阳修给高若讷写信，称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把欧阳修的新呈送宋仁宗，向宋仁宗告状，宋仁宗下诏，贬任欧阳修为夷陵县（治今湖北宜昌西北）令，后改任乾德县（治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西集街）令、武成军（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城关）“节度判官”。

康定元年（1040）七月，范仲淹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知军，想聘任欧阳修为主管军政、民政的属官“掌书记”。欧阳修笑了笑辞谢说：“以前所为，岂是为了一己之利？与您同退不同进，也可以啊！”很长时间后，欧阳修回朝，再任“校勘”，升集贤院官员负责校勘书籍的官员“集贤校理”。当时宋仁宗想修治国政，起用天下名士，增加谏官员额，欧阳修第一个入选。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升任“知谏院”，每次进见宋仁宗，仁宗都要向他询问政事，咨询应该执行的事情。

在欧阳修进位谏官、升任“知谏院”的过程中，时任国家最高财政机构“三司”长官“三司使”、后改任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于庆历三年（1043）升任宰相兼枢密使的晏殊都给予了帮助。

但是，欧阳修“论事切直”，直率深刻，虽然宋仁宗很欣赏他“敢言”，曾经当面赐予他官服，也曾对身边官员说“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一些人对欧阳修却“视之如仇”，就连“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的晏殊，也“苦其论事烦数，或面折之”，当面批评欧阳修。但“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的欧阳修，并没有因为老师的批评而有所改变。这终于引发了师生的矛盾。

据有今甘肃、青海、宁夏及陕西西北部地区的西夏，一直侵掠宋朝西北边境，给宋朝制造“边患”，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40），对宋朝的侵扰更加频繁，但时任枢密使的晏殊却在景祐年间（1034-1037）辅佐宋仁宗击退西夏后，放松了心情，摆起了“太平宰相”的架势，宋朝对西夏的战事再次吃紧。有一天下大雪，欧阳修到晏殊家中看望老师，却发现老师正在家中花园“西园”宴请宾客，欣赏雪景，吟诗作赋，毫无军情紧迫之象。欧阳修大为不满，“与人尽言无所隐”的性情发作，当即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诗一首：

阴阳乖错乱五行，穷冬山谷暖不冰。

一阳且出在地上，地下谁发万物萌。

太阴当用不用事，盖由奸将不斩亏国刑。

遂令邪风伺间隙，潜中瘟疫於疲氓。

神哉陛下至仁圣，忧勤悬祷通精诚。

圣人与天同一体，意未发口天已听。

忽收寒威还水官，正时肃物凛以清。

寒风得势猎猎走，瓦乾霰急落不停。

恍然天地半夜白，群鸡失晓不及鸣。

清晨拜表东上合，郁郁瑞气盈宫庭。

退朝骑马下银阙，马滑不惯行瑶琼。

晚趋宾馆贺太尉，坐觉满路流欢声。

便开西园扫征步，正见玉树花凋零。

小轩却坐对山石，拂拂酒面红烟生。

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

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诗中之意，尤其是“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一句，明显是批评老师不念国事。晏殊读后，气愤地说：“当年韩愈擅长文章，赴裴度的聚会，也只是说'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没有这样胡闹！”自此之后，晏殊与欧阳修“稍稍相失”，渐渐生了罅隙。后来的一天，晏殊甚至指着韩愈的画像对客人说：“这人的相貌很像欧阳修，又怎么知道欧阳修不是韩愈的后人！吾看重欧阳修的文章，却不看重他的为人。”

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被赶出朝堂，出任“河北（路）都转运使”，进而导致晏殊被罢免宰相，更使得晏殊和欧阳修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师生终于分手。

西夏不断侵略边境，宋朝对西夏作战屡次失败，辽国趁火打劫，向宋朝提出领土要求，宋朝只能以增加给辽国的“岁币”，赎买和平。对西夏战争失败的压力、向辽国赎买和平的耻辱，引发了宋仁宗和朝臣的思考和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的探索。庆历元年，由宋仁宗倡议，范仲淹、韩琦、富弼主导的“庆历新政”实施，其核心内容是改革吏制、壮大财力和加强武备，欧阳修紧随其后，大力为之摇旗呐喊，连连向宋仁宗上书，弹劾十余名反对改革的官员，措辞激烈，朝野震惊。

而对于改革，作为宰相的晏殊虽然没有高调反对，却态度暧昧，除了对改革措施之一的“庆历兴学”给予支持，几乎没有作为，尤其对欧阳修追随改革的态度和异常激进的言论，更为反感，尤其对于西夏，二人的观点非常对立，晏殊主张妥协退让，不与其开战，欧阳修则主张通过军事打击遏制西夏，二人在朝堂上多次争辩。

当年八月，欧阳修被贬出京，以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身份奉使真定（今河北正定）。欧阳修被贬离朝，遭到了谏官们的反对，谏官孙甫、蔡襄给宋仁宗上奏《乞留欧阳修札子》，认为“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才则失其所长，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强烈要求让欧阳修留任，但晏殊不为所动，坚持让欧阳修离开朝堂。谏官反击，以晏殊为宋仁宗的母亲李宸妃写纪念文章“志文”不实为由，联名弹劾晏殊，致使晏殊罢相，离开朝堂，出任颖州（治今安徽阜阳市颍州区）知州。

经此一事，晏殊和欧阳修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晏殊立意与欧阳修分手。

庆历八年（1048），晏殊改任陈州（治今河南淮阳）知州，第二年即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任颖州知州，欧阳修给晏殊写了一封信《与晏元献公书》：

修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贡举，修以进士而被选抡；及当钧衡，又以谏官而蒙奖擢。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谓不深。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恳悃之诚，庶几少赎旷怠之责。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学者宗师，尚屈蕃宣，行膺图任。伏惟上为邦国，倍保寝兴。企望旌麾，无任激切。

在信中，欧阳修先是回忆了自己受晏殊知遇，被录取为进士、荐举为谏官的经过，接着讲到与晏殊的生疏之处，表明心迹，然后说自己来到晏殊曾做过知州的颖州做官，实为人生之幸，最后向晏殊表达了敬仰之情，盼望晏殊为国珍重，辞情恳切，展示出了欧阳修对老师的深情厚意。但晏殊对此却不以为意。收到欧阳修的信时，晏殊正在待客，向属下写文书的人口授十几个字，命其誊写后回复欧阳修。客人说：“欧阳公有文声，似太草草。”欧阳修有写文章好的名声，这样做是否太草率？晏殊说：“答一知举时门生，已过矣。”答复一个做主考时录取的门生，已经超格了。

晏殊的蜕变，也给他和女婿富弼“翁婿情”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二、富弼

富弼（1004 -1083），字彦国，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人。《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传第七十二》有传。

《宋史》本传记，富弼的母亲韩氏怀孕的时候，梦见旌旗、仙鹤、鸿雁降落在家中庭院，并有声音说会受到上头的护佑，不久生了富弼。富弼小时候学习专心，有很大的气度。范仲淹见到富弼，就觉得他是一位奇才，说他是“帝王辅佐之才。”

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下诏，举行“制科”考试。“制科”是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以考试的形式选拔人的做法。“制科”考试由来已久，汉代皇帝下诏“策问”士人，即让士人写时论文章，讨论国策，通过文章高下，选取士人为官；唐代称“制举”，“凡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分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科；宋太祖乾德二年（964），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三科，真宗景德二年（1005），增为六科。“制科”考试不定期，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具体科目也不固定，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员一般由朝臣推荐，有时也可自荐；参考人员先参加一次预试，最后由皇帝亲自出题，作为最终考题；在宋朝，“制科”考试对录取者的选拔非常严格，有宋一朝320年，科举考试定型后，每3年举行一次科考，共录取4万多名进士，而“制科”考试只进行过22次，只录取41人；也正是由于“制科”考试频次低，由皇帝亲自出题，“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录取人数少，所以“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

富弼在范仲淹眼中是“王佐之才”，当宋仁宗宣布举行“制科”考试，即对富弼说：“你应当由这个渠道进身。”富弼应范仲淹的要求参加了制科考试，“举茂材异等”，考中“茂材异等”科，授官“将作监丞”，实任“签书河阳判官”，助理郡政。

明道二年（1033）冬天，范仲淹因为谏争宋仁宗废黜皇后一事被贬职，富弼向宋仁宗上言：“陛下这是一举而二失，纵使不能恢复后位，也应该召仲淹。”但宋仁宗“不听”。不久，富弼升官职为“直集贤院”，实任绛州（治今山西新绛）通判。

宝元元年（1038）十月十一，西夏李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并向宋朝派来使者，要求承认。富弼向宋仁宗上书，陈说“八事”，请求“斩其使者”。宋仁宗召富弼入朝，先后任命他为开封府推官、国家最高监察机构之一“谏院”长官“知谏院”。

康定元年（1040）正月初一，发生日食。日食在古代被看做极为不详之事，昭示国家将发生严重灾难，而正月初一是一年之始，按例皇帝要举行重大庆祝活动，并邀请外国使者参加。富弼请求宋仁宗“罢宴彻乐”，停止庆祝，并只赐于辽国使者酒食，让他们在“使馆”食用。宰相不赞同富弼的上言，富弼坚持说：“万一契丹因为日食停止庆祝，朝廷就要为之蒙羞。”后来果然传来辽国“罢宴”，宋仁宗“深悔之”，为没听富弼的进言深深后悔。当时规定，“禁臣僚越职言事”，禁止臣僚超出职权范围向皇帝进言，讨论国事，富弼在讨论应因日食停止庆祝时，也极力指出“应天变莫若通下情”，建议废除这项规定，宋仁宗采纳了富弼的建议，废除了这项禁令。

李元昊要求宋朝承认称帝建国遭到宋朝拒绝，立即发起对宋战争，进攻宋朝鄜延路（治延州，后升为延安府，今陕西延安），攻破金明寨（即金明县，治今陕西安塞县东南），鄜延路驻军主将“钤辖”卢守懃不救，监军、宦官黄德和率兵临阵逃脱，大将刘平战死，逃生的黄德和反而诬陷刘平降敌。富弼向宋仁宗上书，请求彻查，案情查清，黄德和被“腰斩”，从腰部一切两段。

为与西夏作战，宋朝任命宋真宗做襄王时的小吏夏守赟为陕西路驻军主将“都部署”，又任命宦官、“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富弼向宋仁宗上言：“用守赟已经为天下耻笑，现在再加上一个王守忠，职任和唐朝的监军无异。卢守懃、黄德和的覆车之辙，岂可重蹈！”宋仁宗下诏，罢免了王守忠。富弼又请求由宰相兼任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以在国家层面统一调度、指挥战事。

其时西夏首领二人投降宋朝，按规定应授予皇帝侍卫“三班奉职”官职。富弼向宋仁宗上言，应该厚赏，以吸引更多降者。宋仁宗把富弼的上书转发给中书门下省，但宰相却不知道这件事。富弼叹息道： “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邪！”上言更加激烈，朝廷终于采纳了富弼的意见。不久，朝廷改任富弼为国家最高财政机构“三司”所属机构“盐铁部”的副长官“盐铁判官”，实任“史馆修撰”，奉命出使辽国。

而正是在出使辽国的过程中，富弼与岳父晏殊产生了矛盾，发生了冲突，使得本来融洽的翁婿情出现破裂。

三、翁婿

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的母亲谢氏病故，范仲淹辞去官职，回应天府为母亲守孝。

第二年，因为反对垂帘听政的太后刘娥提拔枢密副使张耆为枢密使，与张耆同时担任枢密副使的晏殊被赶出朝堂，出任应天府知府。晏殊被贬，却并不以为意，到任后积极推进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此时范仲淹已是知名学者，晏殊特意邀请范仲淹主持书院的教务，范仲淹欣然应邀。

在应邀前往的同时，范仲淹把富弼介绍给了晏殊。

关于范仲淹与富弼的相识，目前所见史料，共有3种说法：

一是《宋史·富弼传》和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所记，称“范仲淹见而奇之”，但对范仲淹在何时、何地“见”的富弼，没有一字提及；

二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在富弼去世后为其所写《富弼行状》所记，称富弼“应举京师”，到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文正公”范仲淹正在“文馆”任职，见到富弼，认为富弼是奇才，和富弼弹了一整天话说富弼是“真王佐才也”，自此深深爱惜推重富弼，并“亲怀其文”，谒见宰相王曾、御史中丞晏殊，向王曾、晏殊推介富弼：“此人天下之奇才也！请向朝廷推举、起用。”

三是富弼在为自己的父亲富言所写的《墓志铭》和在范仲淹去世后所写《祭范文正公文》中所记，《墓志铭》记，富弼的父亲富言曾任泰州“监酒”，管理泰州的酿酒、征收酒税事务，其时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仓”，二人为同僚。在《祭范文正公文》中，富弼写道，“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渭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末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既举而仕，政则未喻，公实饬之。”我刚刚20岁，在泰州拜识了文正公，文正公眷顾我、称誉我，说我必有所成，我熟知文正公的品德，对文正公早已衷心信奉，从此我与文正公相知，异体同心，没人能比。那时我不知做人做事之“道”，是文正公教我，主上举行制科考试，我心中惧难，是文正公激励我参考，考中之后入仕，不知为政的路数，是文正公指导了我。

以上三种记述，当然以富弼所记最为可靠。我们可以推断，范仲淹“慧眼识英”，是在任职泰州的时候，而那时富弼“初冠”，刚刚20岁，还是一名学子。

而对于晏殊将女儿嫁给富弼，也有两种记述，一是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所记，称在应天府时，当范仲淹把富弼介绍给他，“世号知人”的晏殊，当即“妻以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富弼；二是范纯仁所写《富弼行状》记，在富弼参加“制科”考试之前，“以女妻之”。依前文推论，晏殊嫁女，应该是在应天府的时候。

但不管是在应天府，还是在开封，晏殊终究还是把女儿嫁给了富弼。

而在结亲之后，晏殊、富弼翁婿的感情，也很和谐。康定元年（1040），富弼向宋仁宗建议，由宰相兼任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以在国家层面统一调度、指挥战事。当时的枢密使，正是晏殊，后来晏殊也确实以枢密使兼任了宰相。富弼的这个建议，是“内举不避亲”，也说明他对岳父在能力上认可，在感情上也是亲近的。

四、当廷叱骂

然而，晏殊与富弼的翁婿情，却在庆历二年（1042）因为富弼出使辽国而产生破裂。

宋仁宗宝元三年（康定元年，1040），西夏进攻宋朝，发生延州之战，康定二年（1041），西夏再次攻宋，发生好水川之战，宋朝均被打败，西北战事严重吃紧。北方的辽国趁火打劫，向宋朝提出领土要求。

庆历二年（1042）年初，辽国假称“屯兵境上”，在宋辽边境屯集兵力，同时派萧英（一说萧特默）、刘六符为使，“来求关南地”，要求宋朝归还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三关”（今 河北雄县、霸县一带）之南当年被后周夺取、后被宋朝继承的10县土地。正月初五，宋朝边境官员向朝廷报告，辽国使者即将到来，宋仁宗为之深为忧虑，以致吃不下饭。

这年富弼受任皇帝的文字秘书“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监察开封府刑事案件，其时宰相的属官“堂吏”有人伪造“僧牒”即僧人的身份证明，“开封不敢治”，开封府不敢立案审理。富弼告知宰相，请求收监“堂吏”，宰相吕夷简“不悦”，很不高兴。

这时辽国使者到来，朝廷选择回访使者，但朝臣都怕辽国“其情叵测”，去后受害，“莫敢行”，没人敢去。吕夷简公报私仇，推荐富弼出使。谏官欧阳修认为富弼性情刚烈，忠君爱国，援引唐朝颜真卿受朝廷之命出使造反的藩镇李希烈被害一事，请求将富弼留在朝廷，但上述呈送宋仁宗后，宋仁宗“不报”，未予答复。

初八，富弼接到作为使者的正式任命，进宫拜见宋仁宗，给宋仁宗叩头后表示：“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主忧臣辱，臣不敢因替主上分忧而怕死。宋仁宗听后“为动色”，深受感动，变了脸色，改了主意，决定先任命富弼为迎接、接待辽国使者的“接伴使”。

十二（《宋史》记为二月丙子，当年二月没有丙子日，疑为元月），富弼从开封出发，北上迎接辽国使者。富弼到达位于宋辽交界地的雄州（治今河北雄县）很久，萧英等辽国使者曾进入宋境。与富弼同行的“中使”即作为宫中使者的宦官代表宋仁宗慰劳萧英等人，但萧英却称脚有病，不行拜礼。富弼对萧英说：“我曾经出使你们国家，患病倒在车中，听到你国的皇立即起身拜听，现在我国的宫中使者到来君却不起身，这是什么礼节？”萧英听后急忙起身，让人扶着行了拜礼。富弼见萧英听从，就敞开胸怀，与萧英深入交谈，萧英既感动又高兴，不再隐瞒辽国的情况，把辽国皇帝想索求的东西秘密告诉富弼，并说：“你们可以听从就听从，不能听从，找个事敷衍一下就够了。”富弼赶紧把所了解到的情况向宋仁宗做了详细汇报，宋仁宗回复，可以答应增加宋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时许给辽国的“岁币”，即每年“赠予”辽国的钱财唯许增岁币，也可以把宗室女子嫁给辽国皇帝之子。

三月初二，萧英等人到达开封。宋仁宗一边指示国家最高监察机构之一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贾昌朝为“馆伴”，接待辽国使者，一边召开御前会议，研究针对辽国要挟的应对之策。经研究议定：不答应割地，而施以“和亲”，把简王赵允宁的女儿许给辽国皇子梁王耶律洪基，或者增加宋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时许给辽国的“岁币”，即每年“赠予”辽国的钱财。但富弼认为不应“和亲”。

初七，宋仁宗下诏，授予富弼礼部员外郎官职，实任 侍从“枢密直学士”，正式任命富弼为出使辽国的“报聘使”。富弼回禀宋仁宗：“国家有急，惟命是从，是臣子的职责，怎么能反过来用官爵贿赂臣子！”坚决推辞不受。

富弼到达辽国，刘六符到馆舍接待。之后。富弼拜见辽国皇帝辽兴宗耶律宗真，请问辽国求索土地的缘故。辽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了雁门关，增加了雄州一带界河的河水，整治边境城池，登记民兵，是要做什么？群臣向我请求举兵南进，我对他们说，不如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富弼说：“北朝忘了我朝章圣皇帝（宋真宗）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如果章圣皇帝听从诸将的进言，尽力与北朝作战，北兵一个也不能逃脱。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陛下专享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好处都归臣下，而陛下独受其祸。由此分析，劝陛下用兵之人，都不过是为自身考虑而已。”辽兴宗吃惊地问：“这话怎么说？”富弼说：“后晋高祖石敬瑭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国境狭小，上下离叛，所以贵国才能攻灭了后晋，但即使是这样，也损失了大半壮士健马。如今中国疆域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严明，上下一心，北朝想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能胜，损失的军兵马匹，是群臣承受还是陛下承受？若通好不绝，岁币自然全归陛下，群臣能得到什么好处？”辽兴宗大为警悟，点头首肯，思考了很长时间。

富弼进一步为辽兴宗分析：“我朝堵塞雁门关，是用以防备李元昊；雄州界河河水增加，是当年的守将何承矩所为，事情发生在两国通好之前；整治边境城池，是因为这些城池都是很破旧，登记民兵，也是为了补足多年以来的缺额，不是我朝违约。”辽兴宗说：“没有卿进言，我还真的不知其详。但我想要的，也是祖宗旧有土地而已。”富弼说：“后晋用卢龙之地（今河北东北部）贿赂贵国，周世宗攻取三关之南境域，都是前代的事。如果贵国、我朝各自向对方求索土地，又岂是北朝之利？”

会见结束，富弼告退，刘六符迎着富弼说：“吾主耻于接受钱财，如果坚持要十县土地，怎么办？”富弼说：“本朝皇帝说了：朕为祖宗守国，岂敢胡乱把土地给人。北朝想要的，不过是租赋罢了。朕不忍多杀两朝百姓，才甘心委屈自己，增加岁币。若北朝一点要求索土地，是志在败盟，借此做托词。当初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天地鬼神都曾临见。如今北朝首发兵端，错不在我。天地鬼神，能欺瞒得过吗！”

第二天，辽兴宗召富弼一同打猎，招呼富弼骑马到近前，又说如果得到土地则欢好可久。富弼反复陈说必不可能，且说：“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打猎结束，刘六符曰：“吾主听了公所说的荣辱之言，心中很有感悟。如今惟有结昏可以商讨了。”富弼说：“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嫁，陪嫁不过十万贯钱，哪里比得上岁币无穷的好处？”

其后，辽兴宗再次召见富弼，让他回国，告诉他说：“等卿再来，我将在土地、岁币、结亲三项中选一项，把事情定下来。卿来的时候就把国家定盟的誓书带来。”

富弼回国复命，经过宋仁宗与朝臣商议，宰相吕夷简向富弼传达宋仁宗旨意，并命令富弼起草答复辽兴宗的信和誓书，共写信（国书）二封，誓书三篇。宋仁宗的旨意主要内容为：辽国如果要议婚，则不增岁币；若辽国能让夏国归降宋朝，则每年增加银、帛二十万匹两，做不到，则只增加十万。

富弼向宋仁宗上奏，请求在誓书内增加三项内容：一，两国边界的河塘、坑淀不得扩展；二，各自不得无故增添边界驻扎兵马；三，不得收留从对方逃亡的各色人等。

信和誓书定稿以后，富弼请求誊录副本，一并携带去往辽国。

七月二十二，富弼与副使张茂实一行出发。

富弼等人走到武强县（治今河北武强西南街关镇），宋仁宗派出的“中使”带着誓书五盒连同副本，在夜晚赶到，交予富弼。

行至乐寿县（治今河北献县西南一里），富弼忽然想到：“自己建议在国信、誓书中所增加的三件事，都是与辽国约定好的，万一书词有异，则辽国必然产生猜疑，那样自己出使的任务就失败了。”富弼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茂实，二人秘密打开国书、誓书的副本，阅读文件，果然如富弼所料，当即给宋仁宗写了奏章，向宋仁宗奏报，同时派使团官员宋诚、蔡挺，赶回开封，到中书门下省向宰相通报。

宋仁宗帝想了解具体情况，在收到富弼的奏章后急忙在便殿召见蔡挺，之后下诏给富弼，他所增加的三件事只可口说，不能写入国信、誓书。

富弼得到宋仁宗的诏书，明白了吕夷简并没有依照起草文件时和自己的商议，把三件事写入国信、誓书，耍了阴谋，急忙把宋朝送与辽国的礼物嘱托给张茂实，自己快马疾驰，回返开封，亲自向宋仁宗汇报情况。富弼到达开封，已是申时（15:00-17:00），富弼到禁宫通报机构“閤门”，请求面见宋仁宗，“閤门”工作人员拘泥旧制，说需要先报告皇帝求见人的姓名，得到批准后第二天才能进见。富弼责备工作人员，必须事急从权，工作人员被迫以出现紧急情况为由奏报宋仁宗，富弼得以进宫面见宋仁宗。

见到宋仁宗，富弼气愤地对宋仁宗说：“宰相这样做，是想致臣于死地。臣死不足惜，但国事怎么办！”宋仁宗急忙召来吕夷简、时任枢密使的晏殊等人，询问是怎么回事。吕夷简意态从容地说：“这只是失误罢了，改正过来就行了。”富弼听后，“语益侵夷简”，言语中对吕夷简更加不客气。

宋仁宗转头问晏殊：“晏枢密有什么意见？”

晏殊答道：“坦夫决不会做这事，恐怕真是失误而已。”

富弼见晏殊如此说话，一时忘了与晏殊的翁婿身份，愤怒地叱骂道：“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晏殊奸诈邪恶，与吕夷简结伙欺骗陛下！

宋仁宗最终采纳了富弼的意见，下诏由翰林学士王拱辰改写了国书、誓书。当晚富弼留宿翰林学士院，第二天拿到改写后的文件，才继续上路。

从此，史料再未见晏殊与富弼交集、相处的记载。二人的翁婿情，大约是破裂了。

晏殊青年时期诚实正直，有知人之明，曾经赏识、提携范仲淹、欧阳修等青年才俊，更对富弼青眼有加，将女儿嫁给富弼，让他做了自己的女婿，但“富贵移人”，做了高官之后，为人做事发生极大反转，明哲保身，圆润油滑，先后被范仲淹诘责、与欧阳修分手，又遭到女婿富弼当廷叱骂，这不能不说是晏殊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