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历来是各类武器的试验场，阴谋诡计斗争的场所。

2008 年，共和党选举操盘手艾伦·雷蒙德在《如何操纵选举： 一个共和党选举操盘手的忏悔》一书中表示“操纵选民就是美国竞选活动的精髓”。

同时，美国大选也是一场科技战。

随着科技进入第四范式，科学技术从传统的理论驱动和实验驱动方法，转向一种新的数据驱动的方法，科技在美国大选中的作用也与时俱进。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的加持之下，“选举操纵”变得更加普遍和隐秘。

“范式”来自托马斯·库恩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指科学研究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范式演化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范式：实验科学（以观察和实验描述自然规律）；第二范式：理论科学（实验条件不具备时，用模型简化并通过演算得到结论）；第三范式：计算科学（利用电子计算机对科学实验进行模拟仿真）。

2007年1月11日，图灵奖得主 Jim Gray提出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

即科学研究是利用超级计算能力直接分析海量数据发现相关关系，获得新知识。

2012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奥巴马阵营就把大数据应用于实践。

他的竞选团队所作的假设与推定，都以海量的电话名单信息为基础的大数据分析做支持。

2016年，“剑桥分析”开始用算法操控心理，并且应用于政治。

同年，剑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科根用每人5美元的价格，诱导27万Facebook用户参加心理测验，以此收集到这些人及其好友信息的数据。

科根将这些数据卖给“剑桥分析”，后者用它们做政治咨询业务。

这些数据最后在Facebook上被用于为特朗普推送政治广告，以算法、数据分析进行大众心理操控，在多个摇摆州险胜，把特朗普送进白宫。

现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语言大模型如日中天。

它们在本质上是通过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统计分析等手段，分析网页、文本、视频、图片等形式的海量数据。

这种技术如果用于政治领域，是极为可怕的。

研究表明，只要获取你在社交媒体上超过65次的点赞信息，算法模型就可以预测出你的肤色、性取向、政治倾向、性格等。

如果获取超过300次的点赞数据，那么算法模型可以“深入”到你的潜意识层面，比你更了解你。

马斯克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除了耳熟能详的SpaceX航天和新能源汽车Tesla，他在人工智能方面同样是先驱。

他是OpenAI的创始人之一，还为其初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并且参与确定其治理与方向。

马斯克后来开发了自己的大模型人工智能，显卡集群等硬件设施和人工智能的能力不亚于OpenAI的ChatGPT。

他通过创新和实践，间接推动了第四范式的发展，尤其是在如何利用大规模数据、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来解决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方面。

因此，可以说，马斯克的科技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第四范式的实践者之一。

更重要的是，马斯克行事不像OpenAI和谷歌那样受到束缚，而且拥有X这个重要的社交平台，敢于把人工智能投入选举等实践应用。

他用AI帮助特朗普分析选民的行为、进行个性化推送、制造虚假信息，构成了一个新的技术与政治互动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