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的那些“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河南省平顶山宝丰县翟庄村,当地人管患精神病的人叫“神经头”。2015年10月3日晚,这个村子里一个22岁的“神经头”彻底消失了。10月4日警方发现时,他已死于10公里外的一处机井内。

　　在案件告破前的20余天里,村中甚至没有人注意到,那个患病十几年,常在村中水泥路上大笑、骂人的“神经头”不见了。

　　没有人想要见到他,包括他的父亲。

　　10月27日,其父王军于家中被捕。警方在通告中将王军的杀子动机描述为:因被害人有精神病史,其行为经常对家人构成生命威胁。王军对杀害儿子的行径供认不讳。

　　而在村民和亲戚的印象中,王军却是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老实人”。他曾带儿子看病,却因为无法承担的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在去打工的路上,病情复发的儿子砸折了他的肋骨;当发病的儿子拿着菜刀威胁他和妻子时,他开始担心,迟早有一天他会控制不住儿子手中的那把刀。

　　父亲王军发现,他已经无力拯救他那正在失控的儿子和家庭。

　　1 最后一次“看病”

　　王军家的大门始终紧锁着

　　2015年10月3日傍晚,翟庄村东村口的大片麦田已完全淹没在黑夜中。离东村口不远,王军和他那患有精神病的儿子住在一个刷着暗红色油漆大门的院子里。晚上7点左右,王军推开那扇门,启动了停在家门口的摩托车。王军跟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王健说,要载他去“看病”。

　　实际上,王军已经有半年没有带儿子看过病了。而这半年却是王健犯病最厉害的时候。

　　沿着王家门口的水泥地向西大概六七间房的距离,是王健姨妈李艳芳的家。每当邻居听见王健在家里“闹得厉害”时,就会跑来叫她去看看。

　　“健健拿着菜刀追着俺姐砍,他俩在院子里转。”李艳芳神情紧张地压低了声音,就像王健还在她眼前一样,“还有一次,我跑到他家时,看见俺姐的小儿子正跪在地上向他大哥求情,说:哥,哥,不要砍咱妈了。但健健说,非要俺姐也给他跪下才行,结果俺姐就给跪了,他才把刀放下。”

　　“他不‘神经头’时像人,一‘神经头’就不像人。”在翟庄村里,人们称呼精神不正常的人为“神经头”,在一位的村民印象中,这个姓王的“神经头”已经得病十几年了。“我姐姐家早就不成个样子,家里面那些凳子、电饭锅都叫他给砸了,床也撞坏了,我就跟俺姐说她家早晚得毁在健健手里。”李艳芳说,“他一犯起病来,直接吼他爸妈的名字,不喊爹妈的。”

　　最近这半年中,李艳芳曾3次看见外甥拿刀威胁姐姐和姐夫。今年22岁的王健,正值壮年,她拦不下。幸运时能碰见没有外出打工的中年邻居来帮忙,但大多数时,上了年纪的村民们也只是围在院子外面瞧瞧,或是吓得跑回家。实在没办法,她就跑到大哥家,叫他过来“吓唬”他。李艳芳发现,王健“怕恶人”,怕比他厉害的人。而姐姐李素英和姐夫王军却都是“老实人”。

　　2015年春节后,王健拿大石头砸断了正要出去打工的王军的肋骨。王军蹲在路边捂着肋骨,不敢动,甚至有人看见他“噙出泪来”。春节前,王健曾因病情严重入院治疗,本就欠债的王家,又花出去了“一大笔钱”。而王健这一打,不仅叫王军失去了一次出去赚钱的机会,也让这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又添了一处伤。

　　十年前,王军就曾在做工的煤窑上出过事,废了左肩膀。窑上给了几千块钱了事,但他一天七八十块钱的工资也随之消失。之后,他只能去县城里找点轻活,有时跟着装修队打杂,一个月挣一千多块钱。而那时也是王健开始发病的时候。

　　“情绪暴躁、骂人”,一开始,王军并没有想到儿子会发展到拿刀砍人的程度,也曾带他看病、拿药吃。而看病的频率却取决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一没钱了就不治,有钱再去治,他爸打工的钱都给他治病了。”一个村民说。

　　在离翟庄村大约30公里的宝丰县精神病院里,医生查到了有关王健的两次住院记录,一次是2014年7月20日到11月4日,另一次是2014年11月4日到2015年2月9日。连续两个疗程的住院治疗,是因为王健的精神分裂症已发展为重度。“患病前期,他在家中拒绝服药,这会影响到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控制。”医生翻看着王健的病例说。

　　王健的住院病例

　　2015年春节前,王健病情稳定,出院。6个月的治疗,免去国家报销的医药费和住院费,王家大约支付了五六千元。这笔钱,让王军不想再送儿子去医院。

　　今年3、4月份,李素英去医院给儿子拿药时曾和当时应诊的医生说,儿子病又厉害了,在家里拿刀威胁她,说是要杀了她。医生建议她,让病情复发的王健继续入院治疗,但李素英并没有将儿子送到医院去。

　　不久后,这位医生又接到王军的电话,“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国家有啥好政策吗?那孩子俺不想管了,您那儿管吧,俺不要他了。”

　　2 不吭气的父亲

　　从外面看到王军的家

　　王健坐上了父亲的摩托,可车子并没有朝着宝丰县精神病院开去,而是驶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没有人想到王军会做出“那种事”。

　　在李艳芳的印象中,姐夫王军是个连鸡都不敢杀的人,“老实得很”。有时候,姐姐李素英横他几句,他都是笑呵呵地不吭气。

　　王军和李素英是在村子里放牛时认识的。王军第一次来李家时,他甚至连饭都不好意思吃。回忆起这些事时,李艳芳难得地笑了起来,但转念一想,却发觉,姐夫这种不爱吭声的人,什么事都往心里憋。王健在家里乱发脾气砍人时,李素英有时会跑出来找她,但王军却从来不跑。

　　在李艳芳看来,姐夫王军甚至老实得有点“蠢”。她记得姐姐家曾因为盖房子挡着别人的庄稼,对方家里三四个人跑到王家来打,结果王军和李素英被打在地上,不敢动,也不敢还手。后来事情经过派出所的调解,让王家分出2亩地给对方,事情才平息下来。而王家这片地一共才五六亩。“对方家里找人了,我姐夫他家没人。”李艳芳说。

　　两三个月前,她见王军开着三轮车拉着玉米秆去卖钱,王健跟在后面。刚走没多远,王军没掌握好平衡,连人带车栽到路边沟里了。“健健就冲他爸喊:你想死啊!这是我的车,你再试试把车给我翻了?你看我砸不砸死你!”李艳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比划着说,“健健就在那边指挥我姐夫,要他这样开,那样开,手里拿着石头在后面吓唬。”很多在村口的村民都看见了这一幕,而王军只对王健说了句:我知道了,你不要说了,然后扶起车,继续往前走。

　　面对“神经头”儿子,王军一向的方式是“忍着”。

　　李素英近来曾听王健跟她说,要拿刀去砍邻居,原因是他嫌对方“老是瞪他”。李素英劝他“可不敢这样做”,王健却反问说:“什么?你说俺不敢?!”她把心里的不安告诉了妹妹李艳芳,担心她大儿子哄不住了。

　　但为了多挣点钱,李素英开始出去打工。只有小儿子王亮放假回家时李素英会回去一段时间,因为“不放心他和他大哥在一块儿”。李素英曾亲眼目睹,王健死死地掐着王亮的脖子,要不是她及时掰开,她小儿子可能就断气了。

　　事发前,在无工可打,也没钱给儿子看病的日子里,王军就和他那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待在家里。而随着王健病情的复发和加剧,王军心里也开始发毛。

　　他曾跟妻子说:你要是不在家,俺自己在家有点怕,健健病犯了,拿刀砍我,我真怕他把我砍死,你回家吧,咱俩在一块还不老害怕的。

　　但迫于生计,妻子并没有回来。

　　2015年10月3日晚上,王军下决心,“不要他了”。他开着摩托车带着王健,朝着临近的汝州方向开去。那是他和大儿子最后的一段独处时光。

　　3 父亲的决定

　　一位村民在指认案发现场

　　大约开了20公里后,王军把车停在汝州小屯镇鲁辛庄村北一处农田的机井旁。据汝州市警方描述,在这个机井旁,王军诓骗王健服用农药后,将他推至井中,并用石头、水泥块砸击落井的王健,致使其死亡。

　　对于儿子神经质的喊叫,王军或许早已习惯。

　　事发后,王军一个人在家里,闷了23天。李艳芳曾几次到王家去,但发现姐姐出去打工了,只有姐夫一个人在家。她有时也见王军扫扫院子,或者去门口镐点菜带回家做饭。“那会儿见他精神不好,老是耷拉着头瞌睡,村里都不去。”李艳芳说,“但是没往那头想。”虽然那段时间都没有看到王健,但她并没觉得不对劲,也没问王军。

　　“本来也不想看见健健,以前俺自己在家,大门都会上上,他喊门俺也不开。”李艳芳又想起王健对她的“恶”,“俺劝他不要犯病,他就对俺拳打脚踢的。”

　　这期间,李素英也回来过,她曾问王军大儿子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是:“送医院了,看去了。”再问下去,王军开始不耐烦:“你还问那些干啥呢?不要问。”

　　10月27日上午,公安局来抓人时,李素英还在旁村打工,李艳芳正在镇上的理发店做头发。只有村民围到警车旁,看着披着土黄色夹克的王军低着头被押进警车里。“当时不知道为啥抓他。”住在王家西边的村民说,“都是后来才传过来,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儿子给害了。”

　　“哎,‘神经头’把他爸砍死了没罪,他怎么能把自己儿子害了呢?”另一位村民慨叹说,“他爸会怎么判,会死吗?”

　　李艳芳重复着姐姐知道这件事情后不断念叨的话:“艳芳,艳芳,健健死了,健健死了……”她到现在还不相信,姐夫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健健骂俺打俺,拿刀砍俺姐的时候,俺也想过:要是他在外面拿车撞死了,这一家也就安安生生的了,实在是没办法。但真听到他死了,心里还是受不了。你说俺姐以后咋过啊?”李艳芳别过头去。

　　在翟庄村的东头,一直立着一个建了很多年,但是始终没有粉刷的房子。这是王军和李素英十一二年前向别人借钱帮王健盖的。但房子刚刚起来,王健的病就开始厉害了,房子也就一直在那儿荒着。

　　李艳芳还记得姐姐曾嘱咐她说:可别说咱健健是“神经头”哦,咱还得给他找媳妇呢。

　　4 “安静”的村庄

　　11月中旬的翟庄村,笼罩在土黄色的雾霾中,空中飘着从不远处洗煤厂散出来的黑粉。

　　在东村口的水泥路上,王健曾经喜欢开着他父亲那辆摩托出去转,有时也会站在别人家门前的水泥路上大笑、骂人。而现在,这笑声、骂声连同这个几乎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一起消失了。

　　村委会的门也一直锁着。村民说,他们的村长、书记,都住到镇上去了,在那里做生意。几次拨打村民告知的村长电话,均是无人接听。

　　据旁村的一位村干部说,村里不会强制管理这些精神病患者,除非对方开始危害公共安全。“这种事情,农村太多了。”这位村干部摇摇头说。

　　“俺村以前也有一个‘神经头’,但后来他自己跑没了,一两年看不见人,家里也没人找,就那样没了。”李艳芳说,“要是健健自己跑丢了,对他家可能也是种解脱。”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那些的“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据宝丰县精神病院杨院长说,目前宝丰县共有重症精神病患者2000多名。他也曾遇到过村干部和家人直接把患者“赖到”精神病院,然后不管不问的情况。迫于无奈,医院曾向政府申请应急救治基金,但至今也没有批复下来。

　　在翟庄村所在的前营乡卫生院中,冷清地散坐着几个医生。关于乡里精神病方面的治疗,一位医生介绍说,病人可以凭“慢性病就诊证”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得到国家对于门诊和住院费70%至90%的报销。

　　从王健就诊的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的情况来看,王健确实得到了这两方面的补助。但在县精神病院7月份已经开始实施的一项“贫困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项目,乡卫生院却并不知道,这也意味着乡卫生院下面的村卫生室以及王健一家也难以知晓。而据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这个精神康复公益项目可以每年补助精神病患者住院费4000元。

　　“人都死了,讲这些还有啥用?”一位上了年纪的村妇说。在翟庄村,很难见到除老人、孩子,以及妇女之外的人,年轻人和中年男人都外出打工,大多去了北京、苏州、广东等地方。村里老人在谈起这位消失的“神经头”和他的父亲时,也常常是讳莫如深,表示“这不是啥光彩的事”、“不好说”。

　　事情发生后,李素英也没敢把实情告诉小儿子王亮,她害怕学校里看不起他,让他再受到刺激。如果小儿子问起来,她打算回答说:爸爸去打工了,哥哥住院了。

　　李艳芳能感觉得到,现在身边亲戚,包括姐姐都在恨姐夫,怨他“怎么下得去这个手?”她也常常处在两种矛盾中,一方面想这些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不考虑他家里曾经发生了多少事。另一方面,她也会埋怨王军,“他不想想,以后我姐一个人怎么过,家里面欠着钱,大儿子死了,丈夫也生死未卜……”她把头扭向门外,现在白天她家的大门很少上锁了。

　　儿子下葬第三天,李素英便去了汝州。在截稿前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她说:“我在饭店打工,我要挣钱,养活我的小儿子。”她的声音脆弱而苍老。

　　在翟庄村,王家的大门始终紧锁着。门前那簇正在盛开的红花和对面大片的青麦芽,是父亲王军门前仅剩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