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樊将地名改回“襄阳”，引发了网上新一轮的地名争议。粗粗一看，大抵是支持与批评旗鼓相当，支持者无非是讲讲“凸显文化底蕴”，而批评者则直指地方“瞎折腾”、“糟蹋钱”。想想此前“石家庄”有意改名“正定”时遭遇的数不清的板砖，襄樊，或者说现在的襄阳，已经很可以感到安慰了。

　　襄樊改回襄阳，不过是一次回归的努力而已。这种回归牵涉历史传统、文化价值，乃至发展理念等诸多方面，因为头绪复杂，所以就具有了多样诠释的可能。这些年来，每有地名变动的动议或者实践，即会招来纷纭扰攘的批评质疑。何以如此？很简单，地方上草率的决策或动议在先，民众简单粗暴的指责和批评紧随其后，想不热闹也难。

　　回溯历史，国内行政区域的变化堪称纷繁复杂。这一点，从时下很多城市在追溯历史时往往能够翻捡出很多名称即可看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会被冠以不同的称谓，不仅“折腾”无休止，甚至被视为“体国经野”(《周礼》语，意为划分行政区划)之道。地名频繁变迁，会造成部分历史信息的损失，形成某种程度上对历史真相的遮蔽。但是，恢复历史记忆可以有很多方式、路径，是不是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城市名称，好像还需要多一份审慎。

　　襄阳的消失始于1952年，从那时开始，一水之隔的古城襄阳、重镇樊城并称襄樊，原先的老地名则降格成为襄樊的两个区——襄阳区和樊城区。岁月流逝，忽忽焉已逾半个多世纪。一方面，襄樊叫响，襄阳落寞，一个混搭的新地名，确实可能损害了两个古城的历史记忆，遮蔽了其历史传承和文化记忆；另一方面，超过半个世纪的积淀，实际上也已经形成了新襄樊的文化和传统。更何况，当年那样改名，未尝没有兼顾两地、平衡各方的政治经济考虑，一味地指责未必公允。

　　顺着这个思路延伸下去，现在的襄樊改回襄阳，固然尊重了古城襄阳的历史，但是不是同时也就意味着，作为一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军事重镇、经济名城，樊城有被进一步遮蔽的可能？世人只知襄阳，甚至往往以襄阳代表樊城。其实，如果襄樊不能代表襄阳，那么，襄阳又何以能够代表樊城？即以发掘三国文化而言，襄阳可能更愿意提及诸葛亮高卧隆中三分天下的旧事，殊不知，关云长决战樊城水淹七军的故事一样属于三国文化。而号称“米襄阳”的北宋书画家米芾，其实是樊城人士，大名鼎鼎的“米公祠”即在樊城地界。至于有论者津津乐道的宋元襄阳大战，其实不过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罢了，小说中的“历史细节”让人亲近的同时，也不免走向虚妄。更不要说，襄阳大战本来就应该是襄阳、樊城大战。

　　可见，地名争执难有穷期。历史的叠加、政治经济的干预、文化的渗透，到了最后，很可能就是一个顾此失彼而非完全遵循各方意愿的结局。争吵不休倒在其次，关键是这样的发掘和更改的意义，着实可疑，甚至真的会沦为坊间指责的“瞎折腾”、“糟蹋钱”。

　　早些时期的“体国经野”、地名变迁，其所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可能要小一些，现在则不然，作为一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城市改名牵涉诸多环节的连锁反应，撇开历史、文化的因素，学者研究分析，一个150万左右人口城市更名后，办理一个二代身份证就需要花费2000万元。而像襄樊这样的中等较大城市，更名耗资或将以亿元计。

　　而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的发掘、历史记忆的寻回，地名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否认，却也不能过于夸大。尊重地名文化，也并不等于要成为无条件的地名崇拜。如果国内众多历史同样悠久、文化底蕴同样深厚的城市，都群起而效仿之，则很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襄樊改回襄阳，不过是找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如何使得改名真正名实相符，而不是“绑架历史”、“劫持文化”，还需要认真的努力才能缓解公众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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