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志明 李 源
摘 要：科技自立自强是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在推进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其概念的时代意蕴、边界向度以及实践路径三个维度的特征。从时代意蕴来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把握科技与产业革命“机会窗口”交叠机遇的客观选择、构筑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工业大国竞争优势的现实之路以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从边界向度来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本质上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优化及效能提升，具有主攻方向的战略性、推进过程的系统性以及创新主体的整体性等特征。从实践路径来看，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遵循系统思维和方法论，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处理好制度与技术、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自主与开放等关系。
关键词：科技创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国实践
科技创新在党和人民事业中的战略地位正在迈向历史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等战略和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强调了“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以时代意蕴、边界向度、实践路径为研究范式，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对加快推进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
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意蕴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要成为一个大国，一个能够与任何其他国家抗衡的国家，需要繁荣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比竞争对手更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基础。纵观世界科技与产业革命史以及发达国家技术发展史，科技自立自强是建立繁荣经济和技术基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其“机会窗口”在于历次世界科技与产业革命，其本质是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不仅体现为成功的技术追赶乃至超越，同时也体现为科技创新与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
（一）把握科技与产业革命两种“机会窗口”交叠机遇
科技发展史表明，科技与产业革命是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是建立世界新格局、新秩序的基础力量。历史上三次科技与产业革命均产生了全新通用技术体系和技术经济范式。第一次科技与产业革命，英国创造了以蒸汽动力为核心的通用技术体系，建立了强大的纺织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机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一跃成为世界科技与工业强国；第二次科技与产业革命，美国、德国在掌握电气和运输关键核心技术基础上，率先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了电力电气、钢铁、汽车等新兴工业部门。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化强国。第三次科技与产业革命，美国掌握了微电子和信息技术体系，树立了信息产业领域引领性地位，日本、韩国等国家则成功实现技术追赶，形成美国整体领先的“一超多强”世界科技强国格局。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来看，历次科技与产业革命在建立新格局、新秩序的同时，也为跟随国提供了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把握好历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机会窗口”是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实现后来者“崛起”乃至后来者“居上”的关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机会窗口”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发达国家主导利用科技与产业革命形成的技术轨道提供了第一种“机会窗口”。跟随国可以充分利用本国要素成本低、市场空间大等后发优势，经过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技术追赶过程掌握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或设备。比如二战后，日本大力引进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成果，成功实现“技术追赶”向“技术领先”的演进。二是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为跟随国提供第二种“机会窗口”。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发展早期，知识和技术具有短周期、公共性特征，技术领导者由于受制度与能力刚性约束的影响，容易陷入既有技术经济范式牵制及其他障碍的“藩篱”中，而技术追随者则可创造出新技术培育与发展的“蛙跳”环境，利用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推动技术弯道赶超。比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和德国，效率更高的电动机和内燃机很快得到了普遍应用，而蒸汽机在英国却仍占统治地位。
当前，源于20世纪中叶的第三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同时以智能数字技术体系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快速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握两种“机会窗口”交叠机遇，在利用要素成本低、市场空间大等后发优势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打破低端锁定产业分工格局的同时，也要以制度创新为切入点建立先发优势，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通用技术突破和规则设定中赢得先机、掌握主导权。
（二）构筑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工业大国竞争优势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把握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实现国家竞争优势动态成长的漫长过程。工业大国竞争优势包括价格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三个层次。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我国从价格优势起步，建立起以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等为标志的规模竞争优势，而推动规模优势向创新优势升级，落脚点在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事实上，经过两次世界科技与产业革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通过专利、标准、法规等方式将电气和运输、微电子和信息技术优势转化为强大深厚的创新壁垒，将跟随者长期锁定于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环节。技术跟随国要突破主导国设定的技术壁垒和统治地位，推动产业链、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升级，不仅需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强化集成创新能力、原始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不仅从别人那里拿到关键核心技术不可能，就是想拿到一般的高技术也是很难的，西方发达国家有一种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的心理，所以立足点要放在自主创新上。
2022年，我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1.27万美元，工业化进程正朝结构高级化方向发展，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经济基础。与此同时，通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科技实力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然而，与当今世界科技强国比较，我国在原始创新水平、创新效率、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环境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科学技术基础仍比较薄弱，基于自主创新的工业大国竞争优势尚未完全形成，唯有通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弥补创新发展短板、增强薄弱环节、破除制度壁垒，形成强大的内生研发和创新能力，建立灵活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适应乃至创造新技术经济范式，才能实现技术追赶和技术超越的目标。
（三）支撑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培育国家远期竞争优势的需要，也是主动适应当今时代深刻变革的客观选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一方面，国际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均呈现明显收缩化、区域化特征。《世界开放报告2021》指出，尽管全球约八成经济体扩大开放，但世界整体开放水平呈震荡缩小势头。我国企业参与国际产业合作和经贸合作的深度及广度受到挑战，沿全球产业链创新升级和跨链升级的空间、机会和渠道进一步收窄。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创新分工与产业分工格局发生快速变化，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世界主要科技创新强国纷纷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遏制和打压不断升级。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国际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推动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机遇和发展的主动权。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通过自力更生，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安全、可控“立起来”，而且要通过自主创新，破解关键核心技术，抢占产业链价值链制高点，积极探索科技前沿，实现攀登科技高峰实力“强起来”。
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边界向度
国家创新体系是强调现代科技与经济、政府支持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重要理论，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赶超成功背后的源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本质上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优化及效能提升，其边界向度具有主攻方向的战略性、推进过程的系统性以及创新主体的整体性等特征。
（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主攻方向的战略性
在2020年9月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主攻方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个面向”主攻方向围绕创新链全过程展开，具有鲜明的战略性特征。一方面，“四个面向”不仅涉及前沿科技突破，同时也包括经济主战场、人民生活、国防科技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及基础领域服务保障能力，更加强调创新在实现国家产业链自主安全可控、塑造国家发展新优势的作用，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的全面性、系统性。另一方面，充分体现利用国家力量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目标的重要性。迈克尔·波特教授从国家创新体系视角指出，当竞争的基础转为创造和知识积累时，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就变得日益重要，创造与保持竞争优势也变成本土化的过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同于一般的科技创新活动，其主攻方向应以前沿科技以及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同时国家在推动发明创造、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自主可控、开发重要装备、建设重大工程以及促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发挥组织者乃至领导者作用。
（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过程的系统性
从过程来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本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优化与效能提升，可细分为“高水平科技自立”“高水平科技自强”两个过程维度。其中，“高水平科技自立”体现为利用第一次“机会窗口”的技术追赶过程，围绕产业链建立创新链，旨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稳定安全，以及从后发国家转型升级为创新型国家；“高水平科技自强”体现为抓住新科技与产业革命第二次“机会窗口”的技术超越过程，核心是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竞争优势、建立创新优势，进而实现从工业化国家、创新型国家到世界科技强国的“蝶变”。具体而言，推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在国家创新体系总体框架中，以“四个面向”为导向，结合政府支持与市场机制建设与持续优化三个相互作用的子体系。一是研究与建立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体系，包括愿景、使命、目标、理念、规划等，强化战略统筹与引领作用。二是组建与提升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体系，包括培育和提升能够承担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的创新主体能力、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等，为技术赶超、掌握发展主导权建立自主创新能力基础。三是组织以及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的活动体系，包括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政策、研究计划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计划等，形成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生态。
（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主体的整体性
创新主体及其整体性水平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从三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来看，美国、德国对英国的赶超，日本、韩国的经济追赶，背后依靠的是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代表的创新主体之间的整体性较量。英国崛起得益于天才科学家以及各种能工巧匠，比如，牛顿力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推动英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机械工程师瓦特改良蒸汽机，等等。进入“大科学”时代，美国、德国的崛起得益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企业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科技领军企业等建制化、综合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及建设（见表1），如美国通过实施“曼哈顿计划”造就17个国家实验室，“阿波罗计划”促成了NASA及其下属实验室的诞生，“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国家纳米计划”等孕育一批国家实验室，同时有效发挥世界级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研发机构的作用，最终掌握了第三次科技与产业革命的主导权。当前，伴随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孕育和发展，现代科学研究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大科学”科研范式已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基础物理——大规模开发（大型实验室）——应用和创新（军事或者民事）”线性创新模型已经转变为相互耦合、相互作用、网络化的系统模式。面对具有多学科、多目标、多主体、多要素特征的重大科技难题或“卡脖子”技术问题，仅凭单个科研院所或企业很难突破和解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需要强化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面向创新链全过程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科研条件建设，同时需要加强地方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更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地方战略科技力量之间的协同发展。
表1 历次科技与产业革命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变化
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践路径
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创新的领导，坚持“四个面向”主攻方向，从国家创新体系结构优化与效能提升出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处理好制度与技术、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自主与开放的关系，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促进创新能力结构升级、提升重大科技创新效率以及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等方面久久为功，探索建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道路。
（一）建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举国体制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通过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取得了“两弹一艇一星”等重大成就，建成中国天眼、中国散裂中子源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当前，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竞争压力，要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培育发展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及科研基础条件建设，赢取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先机和发展的主动权。一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制度优势，推动重点领域科技资源一体化配置，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超前布局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核心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提升“四个面向”的科学前沿突破能力、技术攻关能力和基础保障能力。完善国家与地方战略科技力量主体间协作机制，构建科学发现、科技攻关、技术与工程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商业化等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共同体，打造包括高价值发明专利、原创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通用技术、自主品牌产品等在内的重大科技创新价值链。二是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作用，探索新型举国体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市场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形成以市场需求、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原始创新的新路径、新模式。三是完善政府、科研机构、教育系统、企业组织、金融机构等密切协作机制，打破阻碍创新要素流动、创新价值创造、创新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壁垒，切实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不断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提高运行效能。
（二）深化政府与市场结合机制，优化创新能力结构
培育高级生产要素、发展高级创新能力，是构筑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基本路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基于自然资源、劳动力等初级生产要素形成模仿创新、工艺设计、加工制造、贴牌生产等初级创新能力，人才资本、大学与科研机构、科技企业、丰富数据等高级生产要素才能产生集成创新、原始创新进而创造出自主品牌、原创产品等高级创新能力。政府支持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有利于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及其高级创新能力提升。一是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建立“理念先行”与“实践先行”相结合的政府支持科学研究制度，全面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首席科学家制等科研组织方式。在强化实验室体系、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等主体功能属性基础上，着力打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分离的科研体制，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一体化。二是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验，探索建立及推广政府出题、市场化组织、合约管理的高效技术攻关组织制度，提高技术创新活动效率。深化政府采购带动技术进步、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过程体制机制，推动创新生产要素快速转化为自主创新能力及经济效益。三是增强科技领军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独角兽企业等多层次创新主体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力和能力，发挥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在集聚人力资本、联通创新网络等方面的纽带与平台作用，创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机制，促进重大科技成果价值形成及高效转化，形成科学—技术—产业互促互进、科技—经济—社会互融互通的良好生态。
（三）健全“央—地”协同机制，提升重大科技创新效率
在现代大科学范式中，主导技术攻关和科学突破具有目标宏大、投资强度高、实施难度大等特点，在国家实验室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重大科技专项攻关等诸多领域均需要发挥中央与地方合力和联动作用。一是提高中央资源统筹能力，加大力度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支持地方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地方原始创新能力、产业化创新能力以及区域间开放合作水平。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加大创新领域财税政策优惠力度，增强地方参与原始创新、突破性创新、颠覆性创新项目建设能力与积极性。二是支持地方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制度探索的探路先锋作用，形成科技自立自强的多元化路径和模式。比如，广东科技创新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强的特征，可进一步强化与港澳地区合作，积极探索以市场化促进重大跨境科技创新成果培育及产业化的优势及模式。三是建设一体化区域创新圈。以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为抓手，发挥中心城市、枢纽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强顶层设计，打破地理与行政边界约束，积极建设多层次创新走廊、创新圈、区域生态系统，形成跨地区与跨部门优势互补、链条联动、要素流通的一体化区域创新格局。
（四）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打造全球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是封闭创新，而是一种高层次自主创新与更高程度的对外开放结合起来的创新组织方式。积极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创新领域制度型开放转变，是当前我国提升对外合作水平的重点方向，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一是推动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内开放拓展，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通行做法对接，试点推动人才开放、基础研究开放、应用基础研究开放、共性技术开放、开发试验研究开放等创新全链条开放，以制度对接激发科技领域自主创新潜力，加快构建与国际先进创新规则全面衔接的体制机制。二是以制度引领强化国际竞争优势，建立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体制机制，提高在国际创新分工、国际创新领域制度规则和管理标准等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形成以技术标准、技术规则、知识产权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竞争优势。发挥科研机构、企业、战略科学家、高层次人才等在开发、整合、应用全球创新资源的主体作用，探索建立人才、资金、设备等创新投入要素跨境便捷流通及共享机制，促进跨境高级创新生产要素流动、集聚及价值创造，提升在我国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关键纽带地位。三是以环境塑造为引领，形成制度开放新优势。从政策供给更多转向创新环境优化，推动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向服务方向全面转型，充分利用区块链、新一代信息技术、物联网等数字新技术的赋能作用，形成全链条、全周期、非接触的高效便捷政务服务平台，强化法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体系建设、质量管理、科普宣传、普法教育等重点领域的国际对接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注重科研项目管理、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国际化，形成创新领域的国际新优势。
（作者分别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新经济导刊》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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